数字技术时代国家政权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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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时代国家政权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破坏性力量：数字时代国家政权的危机》述评 编者按：2015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泰勒·欧文 （Taylor Owen）用三年时间写的《破坏性力量：数字时代国 家政权的危机》（Disruptive power: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一书，立即引起全球关注和研究。该书从理论上 分析了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能够带来权力的根本原因；介绍了 在经济、金融、外交、政党制度、社会运动和战争等方面， 掌握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新势力挑战国家权力、扩大自身影 响力的路径和过程；分析评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面对危机 和挑战时所采取的部分措施；提出了为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 国家和传统组织机构应做出的改变。时至今日，这本书的观 点和理论，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还会给我们许许 多多的启发。 一、数字技术进步使网络成为权力来源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进步强化了网络的重要性，著名学者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基于数字技术的 网络有别于以往的非数字技术的网络，数字技术加强了网络 的协作能力、规模、复杂度和响应速度，提高了网络的能力。 尽管文化基础和社会架构不同，但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已 经将全球社会重新编织为一个新网络。” （一）互联网海量信息持续高速增长，增加了预判和控 制的难度 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十分巨大且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我们难以将互联网信息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和理解，网络空间 内的某些信息似乎“有生命”，可以像病毒一样进行自我复制， 自我营销。互联网理论家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g Morozov）警告说：“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的快速传播激发 了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但是由于个体差异，很多人只 能浅层次地思考。如果民众的政治热情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将引起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病毒式’扩散，引起严重的社会 问题。” （二）基于互联网的社会组织无需组织核心即可实施集 体行动 网络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自组治理”模式，借助这个 模式，某些参与者可以有意地限制和影响其他个人参与者的 行为方式。在这个模式下，即使没有管理中心和一个体系化 的结构，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仍然可行。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以往需要协作和组织结构才能实现的集体性 活动，如今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关系、常见的临时结盟、在同 一个事件上的统一目标等松散的协作方式在线发起行动。在 这种模式下，互联网可以将一些毫无关联的群组联系在一起， 在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这几乎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曼纽 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互联网开启了一种新 的集体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在信息时代的代表形态。 （三）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全球性行动的发 起门槛并使社会组织更具“弹性”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已经对社会个体和组织赋权，并让其 能够完成以往只有国家和大型组织机构才能完成的事情，法学家马尔文·阿莫里（Marvin Ammori）认为，“数字技术和互 联网大幅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和配送成本，这使得在线参与 者能够克服技术、物流成本以及组织上的障碍，共同协作参 与政治行动，并允许社会个体不以金钱为目的参与网络行动， 发挥他们的多余劳动生产力”。作为典型的“无尺度网络 （scale-free networks）”互联网上通信具有很强的鲁棒性，这 增加了互联网的“弹性”，也使得基于互联网行动的社会组织 具有“弹性”。例如，美国政府逮捕了 Anonymous 中的 5 名顶 级黑客后，该组织的攻击活动并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 （四）互联网网络结构本身产生了新权力 互联网是包括个体、团体、组织和国家等一系列互联网 节点的集合，也是一系列用于交换思想、商品、价值观和其 他资源的互联节点的集合。网络权力代表了“网络中的个体影 响其他个体的行为、配置和输出结果的程度及方式”。卡斯特 尔认为，在网络社会里，权力仍然是结构性的基础力量，但 是，它并不在社会组织、国家或者公司里，而是在网络中。 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认为，“网络中 权力的存在取决于个体和团体运用‘软实力’的能力。网络化 的权力来源于促成最大数量的、有价值的连接，以及导向共 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能力。” 二、主要社会元素已全面网络化，国家不再独享控制权 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单元，“国家”的发展与信息的生产、 传播和控制方式的发展是同步的。15 世纪古登堡印刷机的发 明改变了权力结构，并为中世纪分裂的封建制度向“当代国家 体系”的转变铺平了道路。签订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 则，标志着当代国家体系的诞生。二战后，全球化进程改变 了国家治理、人口管理和领土主权的形式。 斯特劳认为，“战争、外交、商业、媒体和社会关系等当 今社会的所有主要元素都已经被网络化。网络正在挑战现有 体系结构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存能力，并从根本上挑战了《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对‘国家主权’的定义，各国政府在政治 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已经破坏了他们通过单独行动完成 自己目标的能力，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破坏程度进一步加深。” 可以说，在数字技术时代网络化的世界中，国家不再是唯一 具有巨大权力的社会组织，其权力面临其他网络节点的影响 和挑战，国家所具有的权力正在被削弱和转移。“国家”这个 政治单元正在面临其进化史中的一个革命性转折点。 （一）“破坏性创新理论”可以解释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的“破坏性创新者”能够挑战国家和政府的原因 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拓展了“破 坏性创新理论”，并将其用于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等公共部门的 研究。他认为，政府机构拥有类似于知名企业的全部负担， 政府制度上的各种结构和规范导致了倦怠、浪费、低效率以 及缺乏创新等问题出现。按照“破坏性创新理论”，在多个核 心功能领域，Anonymous 和“加密数字货币”等基于网络和数 字技术的“破坏性创新者”，正在挑战国家以及国际间组织曾 经掌控的功能，已经能够影响到相当大的人群。国家正在失 去其作为“集体行动的最佳机制”的地位。（二）基于互联网的“公民不服从”行动更具危险性和颠 覆性 与上街游行等抗议方式相比，基于互联网的抗议活动危 险性小，但是规模更大且非常难以控制，这种“公民不服从” 行动更具危险性和颠覆性。部分学者认为，Telecomix 和 Anonymous 等组织进行的黑客活动是“公民不服从”的一种表 现形式。面对“基于互联网的公民不服从行为”，美国政府通 过多种手段进行反击，比如起诉 Anonymous 核心成员杰瑞 米·哈蒙德（Jeremy Hammond）和巴雷特·布朗（Barrett Brown）, 在监狱中虐待向“维基解密”披露大量机密信息的美军士兵曼 宁，通过《爱国者法案》构建巨大的全球监听基础设施等， 这些严厉措施已经撕毁了国家和公民间的契约，有可能动摇 民主国家的基础。 （三）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威胁国家对金融和财政系 统的控制 随着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加密无政府状态 （crypto--anarchy）”变得切实可行。比特币是第一个“匿名的、 基于密码学设计的安全数字货币”，它通过分布式计算机网络 解决复杂数学问题来保证和追踪金融交易。其“匿名”属性将 可能改变政府控制税收和经济交易的能力。同时，通过比特 币所具有的“分散协作”属性，其使用者能够摆脱政府对货币 的控制。比特币的快速发展已经挑战了国家和金融机构在货 币系统中的地位，并且已经威胁到了国家控制公民金融活动 的权力。（四）数字技术挑战传统大型媒体的舆论主导权 大型媒体机构通过控制信息获取途径、信息传播渠道以 及创建新闻业规范这三种方式，已经拥有了控制全球媒体信 息和舆论的权力，但是，如今他们面临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 挑战。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和数字装备的出现， 大型媒体机构无法继续垄断信息的访问权。主流媒体曾经具 有传播大众信息的垄断权力，如今，微博、自媒体、即时通 讯等社交网络打破了这种权力垄断。随着信息访问权和传播 权的分散化，旧的新闻业规范已经被打破，新的规范正在逐 渐形成。此外，互联网新媒体在多个方面具有韧性，可以躲 开多重管辖，国家很难彻底关闭它们，它们是权力转移的一 种表现形式，挑战了国家和传统大型组织机构控制全球媒体 信息和舆论的主导权。 （五）“数字人道主义”和“大数据民主化”推动政府和国 际组织向公众让渡权力 基于互联网的公众合作可将一些曾经隶属于国家的垄 断权力下放给公众，例如 Ushahidi 平台使地图绘制和大数据 相关工作“民主化”。通常情况下，这些平台的管理团队都远 离灾难发生地，但利用事件亲历者提供的一手信息进行地图 绘制和信息收集工作并从中受益，而处于灾难中的数据提供 者很可能永远不会从他们所报告的事件中受益。因此，像 Ushahidi 这样的数字地图和类似的创新平台是一个“破坏性 创新者”，它推动了政府和国际组织手中权力的转移。（六）超越传统外交界线的数字公众外交并没有取得预 期效果 各国政府外交部门普遍重视数字公众外交并使用数字 技术改变自己内部工作流程。在此基础上，各国政府开发了 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数字公众外交程序。以美国为例，在外交 政策框架——“21 世纪治国之道”之下，美国国务院开发了一 系列激进的数字工具，设立了技术训练营，创建了开发者社 区并鼓励开发人员去创建应用程序。然而，基于互联网的数 字公众外交形式具有侵略性，其目标、工具和战略框架已经 超越当前传统外交界限。此外，在互联网上黑客组织等势力 能够令政府受挫，犯罪组织和政府机构往往使用相同的技术， 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这种外交创新工作并没有完全取得 预期效果，数字公众外交有时还会破坏其他外交政策分支机 构的工作。例如，古巴社交网络 ZunZuneo 事件让美国国际 开发署（USAID）声名狼藉，损害了其整体的正面作用。在 古巴，它直接被定性为“美国不正当行为的表现”；在全球范 围内，它将 USAID 人员置于危险之中。 （七）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催生了新的政治选举和社会治 理方式，并改变了抗议运动的形式 第一、“海盗党”采用数字技术挑战传统政党的治理程序。 “海盗党”的主要创新是“流动的民主”并借此尝试改变西方的 传统政党制度。无论是否能够颠覆西方政党制度，“海盗党” 的兴起都反映了当今政党的新趋势，它的壮大也预示了“网络 政治”时代的到来。 第二、当前社会个体在接入、公布、沟通、组织和影响他人等社会行动上具有史无前例的权力。Avaaz 组织等新形 式的社会组织依靠数字技术促进开放式交流，所采用的组织 策略和组织结构具有从互联网衍生出来的“自组织”的形式， 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公民运动形式，也表明了权力机构正在以 扁平化的方式扩散。 （八）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改变传统战争形态 量子计算机潜在的革命性进步对国际秩序有着重大的 启示。随着量子计算科技的不断突破，“信息控制”已经在战 争中处于核心地位，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ll）认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信息研究的战争，未来战争将转向一种 全新的战争模式，无人机和自主系统将扮演核心角色。随着 无人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无人机可能达到全自动 执行任务，这种能够自己做决定甚至杀人的全自动无人机已 经进入实测阶段，机器人战争正在逐渐走进现实。无人机等 自动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地理界线，国际和国内 安全规范之间的界限也已经变得模糊。 国家倾向将数字空间改造成一个可以征服的战场。国际 关系理论中，可以通过对某些问题进行特别的概念修饰，进 而对其贴上“安全化”的标签，这不仅能够在观念上提升这些 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可以用军事方案做“预先处理”。按照这 个框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正在处于被“安全化”的危险之中， 并且最终将被吸纳到政府军事政策的架构之中。 三、数字技术带来了挑战，传统政府组织必须加快自我 调整以适应数字化变革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参战国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和动乱，并从渐渐混乱的全球体系中建立了 秩序，维持了稳定，那些曾经具有绝对执政能力的帝国逐渐 失去了对其领土和公民的绝对控制权，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 原因是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引入。今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时刻 ——通过数字技术赋权的许多新的社会个体、团体和自组织 网络，正在从权力和合法性方面挑战“国家”作为国际事务中 的主要单元的地位，一个重大的“国际再平衡”正在进行中， 现在处于开始阶段。 第一，国家必须掌控从互联网衍生出来的各种权力。国 家应该促进国际体系的重建工程，而不是在线运行一个属于 过去时代的、基于国家架构的组织机构。为了做到这点，国 家需要确认那些网络参与者的身份，并且对其进行评定以生 成一个新型的国际机构。为了确定能够塑造制度设计和行为 方式的新方法，国家必须要完全掌握类似于 Anonymous 这样 的团队所代表的破坏力。 第二，国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网络的完事性，重构 网络治理体系。为了补充新的网络参与者加入到“提高社会个 体权利和自由”的进程之中，国家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构思“网 络治理”体系。国家不应该把“网络治理”作为一个控制私人参 与的方式，而应该接受这个现实——这些新的参与者不仅具 有自我调节能力，同时也是社会个体权利和自由能够交付的 关键。在实施民主国家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这些人可以成为盟 友。因此。从国家和利益出发，需要保护那些能够让私人参 与者繁荣发展的体系。 第三，国家应该支持能够赋权的技术。复杂的国际网络将国家置于多重角色的地位：技术的购买者、消费者和中间 商。这个角色的中心存在一个矛盾体：西方国家的技术公司 生产了那些能够让专制国家监视和控制它们公民的工具，西 方国家必须要认清这些矛盾也能够以社会个体权利和自由 之名，做到言行一致。国家拥有控制数字技术的能力，在追 求限制那些数字技术赋权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过程中，国家 可能将最终摧毁所有的有利方面，国家应在“放弃某些权力以 保护新兴系统”和“追求绝对的控制”之间做出选择。 总之，国家和其他大型传统组织机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 展中自然形成的，具有保护其公民权利的责任和能力，如果 遭到破坏，将会使公民处于危险境地。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时 代，在政治、外交、经济、媒体控制、人道主义救援、战争 等多个方面，国家和传统大型组织的权力从根本上已经受到 威胁。但是，国家和传统大型组织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经 济和控制权力，具有以多种方式和方法进行主动变革的能力， 能够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中获得收益。因此，国家可以在吸 收某些创新技术的同时，限制这些技术的破坏力，以适应数 字时代的发展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