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时代的中日关系将面临安全观、盟伴体系与信任缺失的联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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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时代的中日关系将面临安全观、盟伴 体系与信任缺失的联动冲击 11 月以来，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日本首相高市早 苗在国会公开表示，若中国对台动武，可能构成日本安保 法所界定的“存亡危机事态”，从而为行使集体自卫权、 参与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表态引发中方强烈反 应。中方指出，日本正将台海问题从战后和平宪法及《中 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的约束中抽离，并通过“存亡危 机事态”概念为涉台军事行动预留空间。中方认为，这实 际上是在重新界定日本二战后安全角色，其影响不仅涉及 台海局势，也关系到对战后历史责任与国际承诺的再评价。 同期，日本在 2025 年《防卫白皮书》中继续将中国 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安全挑战”，宣布提前实现国防开 支占 GDP 2%的目标，并重点指出台海与东海局势对日本 安全环境的影响。高市上台以来的挑衅性言行将中日关系 置于高风险境地，未来双边关系将面临日本安全观右移、 美日同盟关系前置和互信基础动摇这三层因素的联动冲 击。一、日方安全观显著右移：从风险认知到政策落地 1. 将中国视为安全挑战并将台海问题与日本安保直 接挂钩 日本逐步将中国界定为“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并 将台海稳定直接视为日本安全环境的关键变量。2025 年防 卫白皮书延续这一判断，强调中国在东海和台海的军事活 动，以及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挑战。近期高市早苗将“中方 对台动武”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直接关联就是这一思 路的逻辑延伸：在日本国内，对华认知正从“重要邻国+ 潜在风险”向“经济伙伴+安全威胁”的双重定位演变。 2. 国内政治推动“防卫正常化”加速 日本国内政局更迭与对华认知变化叠加，推动其防务 政策加速所谓“正常化”。高市政府上台之初即宣布国防 开支将在 2025 财年 GDP 达到 2%，并积极推进远程打击 能力与多边安全合作，被部分分析视为“新大战略”的组 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和东海议题被用来形成社会共识和安全关注，从而使对华政策更易获得国内支持。这 也限制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回旋空间，其涉华强硬立场 带有明显的国内政治动因。 3. “经济安保”框架下的对华经贸重构 在经济层面，日本一方面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产业链 合作，另一方面又推进经济安全保障立法，对半导体、关 键材料和供应链多元化进行政策干预。这种做法实质是一 种“选择性脱钩”：通过个案审查、出口管制等方式，在 风险领域降低对华依赖，但避免全面经济对抗。这使得日 本对华政策呈现出安全议题紧缩、经济议题谨慎分散的特 征，既不愿放弃与中国的经贸红利，又试图在关键领域降 低战略脆弱性。 二、美日同盟功能前移：台海情景纳入核心筹划 在美国最新的安全与防务文件中，日本被定位为“印 太地区最重要的同盟伙伴”，被期待在威慑中国、稳定台 海和维护海上交通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潜在台海危机 中，日本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前沿，也是美军基地和后勤保 障的核心所在，美日同盟的稳固程度将直接影响地区威慑 结构。 在同盟内部，美日正在围绕导弹防御、反舰作战、情 报共享和联合训练进行更深度协同。日本防卫文件中开始 系统强调“与美国联合运用反击能力”，并就远程打击、 无人系统和多域作战展开对接。这说明，美日同盟的重心 正在从“驻军基地防卫”向“联合前沿威慑和应对地区危机”转变。在此框架中，台湾与东海议题自然被纳入同盟 规划，这使中日之间的任何安全摩擦，都会迅速带上美日 同盟的外部色彩，增加事态升级和误判的风险。 美日同盟被不断推向“前沿威慑”的角色：美国鼓励 日本在台海安全、军备合作和情报共享等方面承担更大责 任。这意味着当前中日矛盾不再是孤立的双边摩擦，而是 嵌入到了中美战略竞争与地区安全格局重组的大背景之 中。 从区域影响力来看，美日同盟已经成为影响日本对华 政策最大的外部因素。一方面，日本在对华安全政策上越 来越倾向于与美方保持高一致性；另一方面，美方也通过 军售、技术合作和战略沟通，引导日本在地区议题上扮演 更积极的角色。即便中日双方在经贸或地区合作机制上有 改善意愿，只要同盟层面的战略对抗逻辑没有缓和，双边 关系都很难实现根本性修复。 三、中日双边信任基础动摇：误读误判的风险上升 在社会与舆论层面，双方互信基础进一步削弱。中日 互相发布旅行警告、舆论中对对方国家治安风险、安全威 胁的提醒，正在削弱民众层面的好感度和安全感。日本对 在华公民发出安全提醒，中方则呼吁公民谨慎赴日，并推 迟日本电影上映、取消部分演出活动等，这都会在日常生 活层面强化“对立感”。在人文交流收缩的情形下，社会 舆论可能对政策形成反向约束，加剧双边关系的脆弱性。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日本在法律框架上为涉台军事行 动保留了一定空间，而中方则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 强化“红线”认知。中方始终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任何外部力量以“集体自卫”“地区安全”为名 介入台海，都被视作是对中国主权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实质 性冲击。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态，反对任何形式的官方往 来和军事联系，强调以武拒统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损 害地区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在海空接触、演训活动 以及舆论交锋中更容易产生摩擦。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与 危机管理机制，擦枪走火和误判的风险将上升，迫使双方 不断增加资源投入，用于军备和威慑。 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双方产业链和贸易关系面临压力， 但难以出现全面脱钩。从水产品禁令到关于稀土、农产品 等潜在制裁措施的讨论，可以看出经贸关系正在被安全议 题影响。然而在汽车、电子、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中日 仍保持高度互依，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和区域供应链中 仍存在较强协作。基于现实利益，全面经济对抗成本高昂， 短期更可能出现局部脱钩和结构性调整，而非彻底切割。 在地区秩序与多边合作方面，合作平台承压但仍具弹 性。中日韩领导人会议、RCEP 等区域合作机制，为中日 关系提供了多边缓冲空间。学界普遍认为，只要经贸与多 边合作体系仍然运转，中日关系很难完全滑向对抗；但如 果安全议题持续挤压经贸议题，多边平台也可能被迫“安 全化”，从而缓冲作用进一步减弱。总而言之，在高市政权任期内，中日关系将难以回到 此前以经济合作为主、政治分歧相对收敛的状态，但也未 必滑向全面对抗。特朗普的电话也许已经提醒高市，美国 也希望看到日方做好适度的妥协与平衡。 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三件事：一是日本对“存亡危机 事态”等概念的解释是持续扩张，还是在国内外压力下有 所收紧；二是日本是否继续将台海问题从战后和平宪法及 《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的约束中抽离，并且为涉台 军事行动进一步创造空间；三是美日同盟在台海情景上的 规划是停留在政策预案层面，还是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 化。 持续关注这三条线索，将有助于评估中日关系的发展 方向——是处于高风险对立中的被动应对，还是在当前风 险格局下逐步建立起新的稳定边界。